国家如何走向富裕？

  （Raghuram G. Rajan）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Katherine Dusak Miller杰出金融学教授。曾任印度央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主任，著有《断层线》《我行我素》《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等。

  （Rohit Lamba）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客座经济学助理教授。曾任职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办公室。

  一个国家走向富裕意味着什么？泛泛地讲，富裕国家的人均经济产出更高，有更多的食品（谷物和牛奶等），更多的商品（汽车、服装、电器、石油和天然气等），也提供更多的服务（理发、医疗问诊、餐饮、住宿、电影和软件等）。一个国家每个人的产出越多，其收入水平也就越高。因此，提升收入的重点是提高人均产出，也是所谓的生产率水平。

  显然，必须有人购买各种产品和服务并为此付款，即对于所有的供给，必须有相应的需求。这里补充一句，“供给”和“需求” 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两个术语—如果你讲话比较快，并且随意插入这些词汇，听众们就会认为你是货真价实的经济学家。有位名叫让-巴蒂斯特·萨伊的法国经济学家指出，全部的产品出售所得的收入将成为购买这一些产品的资产金额来源。例如农民出售蔬菜， 用收入支付洗衣店的服务，洗衣店老板则用农民支付的洗衣费购买自己消费的蔬菜。虽然真实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但生产仍是关键所在。

  如何让一位劳动者产出更多？首先，利用工具或者机器。在为建筑物打地基的时候，使用铲子的工人，其进度会慢于驾驶推土机的操作员，后者的工作有强大的机器作为辅助，既更轻松， 也更具效率。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讲，推土机操作员的劳动得到了资本（即推土机）的加持。当然，不知道怎么驾驶推土机或者如何操作铲斗的人反而可能给生产造成破坏，因此劳动者的技能或者说人力资本也影响产出的数量或产品的价值。

  还有哪一些原因会促进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组织有重要影响。如果这位操作员要负责把土铲到一个手推车里，将后者推到填埋处，然后用沉重的压路机把土压实，再开始铺设建筑物的地基， 这里的每个生产环节都在大多数情况下要独特的技能，却没有一个人能面面俱到。而如果让推土机操作员把土铲到卡车里，让卡车司机把土运到填埋处，由其他人驾驶压路机将其压实，最后再由砖瓦匠负责构筑地基呢？采用后面这种组织方式会极大的提升生产效率， 不仅因为人们有机器帮忙，还源于劳动者有专业分工，而专家在特定任务方面往往比通才做得更好。伟大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注意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生产效率的好处。当然，这种劳动分工的必要前提是业务量或者说生产规模足够大。如果我们只是在一个小菜园里搬运泥土，这种分工链条将失去意义，因为人太多反而会互相碍手碍脚。

  与资本和生产组织方式同等关键的是作为其支撑的技术。例如，燃烧效率更高或者动力更强的推土机能让操作员的劳动创造更大的价值。这里的技术是指增进劳动效率的资本的质量。

  最后，如何激励劳动者以及如何让产品在经济体中发挥作用， 同样是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经济学家把这样一些问题归入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制度。这中间还包括给劳动者的激励性合同、所有权的性质、物流组织、市场状况、合同执行、监管乃至独立司法体系等。在富裕国家，操作员可能是推土机的所有者，由此具备尽量又快又多地挖土的激励。此外，负责运输的卡车能够最终靠高速公路把

  挖出的泥土送到海边，那里的地产开发商利用在线拍卖购买了这些泥土，准备用它们来填海造陆，然后修造一家豪华酒店，大赚一笔。事实上，这里形成了一条通过可执行的合同构成的供应链， 能够高效率地利用各种产品。

  相反在贫困国家，这些泥土的现实用途可能很有限。挖出的泥土被堆积在工地旁边，经常随风吹散，给周围地区导致非常严重的粉尘污染，有些还洒落回原来被挖的地方。从掘土挖坑这样平凡的事情上，就能看到富裕国家的运行效率远远超出贫困国家。

  那么，绝大多数国民都是农民、牧民或渔民，或者是这些从业者家属的贫困国家又如何能发展起来呢？如何能变得更富裕？从上述例子来看，答案似乎很清楚。劳动者需要获得教育或培训，使人力资本有所改善；需要有更多设备或者资本的支持；机器设备需要通过技术进步慢慢的变好；还需要创立和巩固各种制度，所有这些的目标都是提升产出和生产率，即单位劳动者的产出价值。

  然而不幸的是，要提升农业这类部门的生产率，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化肥、灌溉、拖拉机乃至大型联合收割机等确实能提高产出，可是归根结底，土地的数量只有这么多。印度每名农业劳动力在2020 年拥有的平均耕地面积仅为0.67 公顷，而美国的对应数字为46.6 公顷。即便采用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印度劳动者也无法从过于狭小的土地面积上生产出太多产品。他们还可以设法提升产品的价值，例如用新鲜蔬菜制作泡菜，或者饲养家禽和山羊等，许多人也的确这样做了，但与美国人的富裕程度相比仍遥不可及。

  在历史上，劳动者必须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才能明显提高生产率。对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发达国家而言，这曾是个很漫长的过程。有人估计，英格兰的农业劳动力占比在16 世纪50 年代是63%，到18 世纪50 年代才下降至35%。离开农业的大多数劳动者是在自己家里从事纺纱、织布、缝纫、木匠或铁匠的工作。工业革命加速了转化进程，随着工业体系的进步、蒸汽动力机器的日益普及以及制造业组织的改进，生产效率得以提高。

  增长起飞源自良性循环的形成。在许多人脱离农业的同时， 留下的居民能把土地合并为更大的农场。耕作机械化、种子质量改良、灌溉体系和作物轮作等新技术使劳动力人均产出明显地增加。根据结果得出，之前雇用的许多农场工人并不是必需的，尤其是随着寻找劳动力慢慢的变困难，农场主会发现更富效率的土地利用办法。

  较为富裕的农场主获得了更多收入，他们用以添置更精美的服装、时髦的帽子和鞋子、更好的家具和更大的住房，并消费由城市工厂推出的各种类型的产品。当工厂主变得富裕起来以后，他们把利润投资于更先进的机器，让单位雇员生产更多的产品。而当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提高以后，他们的薪酬得以增加，也开始为扩大需求做出贡献。

  新的需求在涌现。例如，各地的小酒馆让工厂员工在一天的辛苦劳动后有地方放松，甚至寻欢作乐。于是兴起了相应的产业—发酵谷物，蒸馏酿造，然后把啤酒输送到城市的各个角落。调酒师和女招待的就业岗位也随之增加。

  起初，离开农业、迁入工厂的劳动者没受过多少教育，也不太需要教育。但随着机器变得日益先进和复杂，工人们需要接受更多培训，甚至要掌握数理化领域的一些知识，才能操作、维护和修理那些机器。还有一些聪明的工人在生产现场开展创新， 采用随机应变的手段来提升机器运行的效率。

  此外，随着工厂规模扩大，经理人、工程师和会计师等新型职位也必须有人来担任。在服装形成批量生产之后，消费者要求在样式上有更多的选择，于是企业主开始招募服装设计师。许多原有的工作岗位和新的工作岗位都需要更高的技能及教育水平， 由于高素质劳动者较为稀缺，这些岗位的工资节节上涨。

  看到教育会带来更高的生产率和工资回报后，城市居民开始要求给子女提供更多和更好的学校教育，企业主也乐见其成。学校原先只被视为给孩童传授文明和宗教教义的工具，此时被列入经济上的要务，成为培训未来劳动者的重要方式。换句话说，在物质资本扩张的同时，国民的人力资本也在提升，进一步推高了生产率水平。

  对长期增长而言，最重要的因素或许是技术进步。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们一起改进现有机器，发明新的产品，詹姆斯·瓦特和托马斯·爱迪生就是这里面的典型代表。经理人则优化生产流程， 提升运行效率，这方面的著名人物有亨利·福特等。

  若干国家因此走向了富裕。在1820—1870 年，西欧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达到了1%~1.3%。与中国和印度在近年来的人均收入增速相比，这非常有限，但与之前5 000 年左右的人类历史相比，却是波澜壮阔的高速跃升。

  为什么早期的工业化国家不能增长得更快一些？尽管过去也可能实现与如今现代化工厂类似的大规模生产，企业主却会面临许多现实约束。例如，他或许只有少数的自有资金或融资手段来完成巨额投资，也不敢让产量大幅超出现有的需求数量，更不敢奢望能够全部卖出。他必须为需求的逐步增长做好规划，这来自本国民众持续的收入提高和支出扩大。而收入和支出的增长则源于投入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持续扩张。当然，像英国这样的早期工业化国家在当时拥有印度等殖民地，能吸收其制成品。

  然而贫困的殖民地民众购买殖民者产品的能力从一开始就很小， 而随着机器制造的进口产品排挤本地手工产品，殖民地民众变得越发贫困，购买力进一步缩小。所以从长期看，帝国主义并非可持续的需求量开始上涨的源泉。

  技术进步可以明显提高产出和收入增长的速度，依靠更先进的缝纫机，制衣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收入随之增加，并能够把更多资金用于食品和娱乐消费。但由于这些国家使用的已经是当时最好的技术，更先进的技术还有待发明创造，因此处于知识前沿的创新速度则相对较慢。

  然而近年来，我们正真看到部分经济体取得了极其出色的增长成就。最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若干亚洲经济体，以日本为首，之后有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台湾，更近一些的则是中国大陆（印度的情况稍后再做讨论）。

  记者兼作家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撰写的颇具启发性的著作《亚洲大趋势》（How Asia Works）试图解释：在20 世纪下半叶，亚洲各经济体怎样以不同于传统的方式实现了从农业向制造业的转型，尤其是政府在其中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转型的起点是土地改革，把土地所有权（或者中国采用的承包经营权）分配给耕种者。这让小农户得以实现繁荣，生产出能用来制造业的剩余产品。但政府意识到，如果制造业必须等待国内产品需求的积累，则会在较长时间里局限于较小的规模和较低的生产率。

  不妨设想下，有个擅长制造高顶礼帽的国家。如果想通过国内需求来实现较大的规模，就需要收入水平有很大提升，让上层社会的人举办大量舞会和赛马之类的活动，并把礼帽作为标配。这要等待很长的时间。但如果这一个国家把目标瞄准富裕国家，则能够完全满足对高顶礼帽大量现成的需求。

  因此，制造业的规模经济能借助发展中国家拥有的初始比较优势，例如较为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已经失去的廉价劳动力，再通过占领世界市场来实现。政府可以鼓励生产商专注于出口部门， 尤其是需要大量低技能或中等技能的产业，包括纺织品、皮革制品、玩具和电子科技类产品组装等。在此类部门，来自富裕国家的需求会弥补本地需求的不足，让增长和生产规模不再受制于本地的低水平需求。

  这些经济体也不可能会受到技术水平的拖累。由于发展中的亚洲经济体并没有处在技术前沿，它们能购买、模仿、租用甚至窃取先进的技术，无须开展创新。例如在一开始给制衣工人购买基础缝纫机，然后再引入更为先进的类型。由于工业化国家已完成了必要的创新，所有这些技术都是现成可用的。所以，相比前沿国家的增长，追赶型增长更容易，速度也更快。

  制造业的生产率不会保持不变。随着反复练习，工人的技能将提高，每小时产出的数量会增加，差错率和浪费率会减少，经济学家将此现状称作干中学。另外，随着规模扩大，自动化水平会提高，例如用机器来缝制纽扣以取代人工，这会减少相关成本， 提高生产率。经理人也在干中学，寻找激励员工的更好办法，调整生产线，改善供应和运输的物流管理。外国生产商来本地建设基地，会把它们的生产实践带进来，让国内企业通过模仿来学习提高。

  随着工人的技能和教育水平提升，制造商会转而生产更复杂的产品，例如照相机、摩托车、汽车和机械等，把低技能制造业交给发展阶梯上后来的其他几个国家。逐渐靠近技术前沿的国家将开始启动自己的研究开发，与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差距将被缩小，像日本的照相机、韩国的电视机和中国的电动汽车还在世界上占据了领先地位。

  最后，存在竞争力的出口导向型产业获得的先进操作经验会被推广到整个制造业部门，乃至经济中的其他部门。需要即时库存与可靠交付的出口商会要求改善物流和运输服务（例如要求更好的卡车维护），以减少意外延误等。随着物流和运输的改善，各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就能更有效地采购原材料，加快住房建设。用专业术语来讲就是，生产率的进步不会停留在出口导向产业，而是会扩散到建筑业等其他经济领域。制造业确实会成为通向富裕的阶梯。

  亚洲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加快了劳动力在产业部门之间的转移， 但这一转型与富裕国家过去经历的情形依然类似。首先是制造业的扩张，吸引了农业劳动力，制造业在国家经济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慢慢的变大。制造业的强劲生产率增长会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而随着民众变得更富裕，他们开始要求更多的服务。对贫困国家而言，大部分服务是在家庭内部发生的，人们准备自家的饮食， 让家人帮忙理发等。当某些人发财致富之后，他们会聘用厨师， 找理发师给自己服务。当整个国家变得更富裕之后，家庭用人会变得较为昂贵。当人们不想自己做饭的时候，他们能够去餐厅享受美食。简单地说，制造业的生产率进步会提升对服务的需求， 并最终减少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服务业的增长将随之加速，并把劳动者从农业和制造业中吸引过来，减少它们所占的劳动力份额。服务业最终将成为整个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就业领域。如果把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就业比重当作人均收入的函数，它起初会上升，此时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制造业，之后则会下降，此时劳动力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通常来说制造业的劳动力占比只有在一个国家变得相当富裕之后才会下降，而且鉴于制造业岗位的生产率水平较高，它在经济产出中的占比不会下降得那么快。

  把一个国家为商品和服务支付的所有收入累加起来，我们就能得到该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再将GDP 除以这一个国家的全部人口，我们就能得到该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在专业术语中是人均GDP。

  1961 年，印度的人均收入水平为86 美元，韩国为94 美元， 中国为76 美元。印度处在这一批极端贫困国家的中间位置。如今， 印度人均收入水平约为2 300 美元，中国约为12 500 美元，韩国约为35 000 美元。印度不再居于中流，而是远远落在后面。印度人对上述统计数据可能有三种直接反应。第一种当然是：这样的对比不公平，我们最终选择了人类历史上两个最成功的经济稳步的增长案例来跟印度做对比。第二种反应是沮丧：印度怎么会搞得这样糟糕？ 第三种反应是辩护：印度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把维持多元化国家的稳定和民主作为优先事务，而非不计代价地追求经济稳步的增长。这三种反应都有某些合理之处。

  例如，我们确实选择了两个上涨的速度最快的国家来做对比，如果是与其他几个国家相比较，印度的表现并没那么糟糕。在1980— 2018 年，印度人均GDP 的年均增速约为4.6%，十年期平均增速也从未低于3%。如果在这38 年中筛选年均增长率不低于4.5% 且任何连续十年期平均增速不低于2.9% 的国家，会发现只有9 个国家符合规定标准。并且除印度之外，其中只有博茨瓦纳基本上维持着民主制度。

  增长故事中还有一个侧面需要我们来关注。我们之前提到，制造业的劳动力占比通常会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某个时点见顶，然后下降。不过美国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指出，自1990 年起，在若干非洲和拉美国家，制造业的劳动力和总产出占比已开始下降。该现象的出现远远早于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历史上制造业份额开始走低的通常水平。罗德里克认为，印度的情形同样如此，制造业的劳动力占比自2002 年起已开始下降。尽管人类对于印度是否已出现去工业化仍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 与发展中国家的典型情况相比，印度的服务业吸收了更多脱离农业的劳动力，而制造业的劳动力占比维持相对平稳的状态。对印度这样的后发工业化国家而言，这到底是一种缺陷还是一种特色， 我们将在之后的几章中展开讨论。

  但无论怎样选取数据，很明显的一点是，印度是制造业出口游戏中的迟到者，直至20 世纪90 年代早期才启动相应的改革。印度在此之后的经济稳步的增长显然受益于出口的扩张，其中既有制造业，也有服务业。可是，印度为什么还没有建立起更大的制造业部门？它更擅长何种类型的制造业？这是下面我们要探究的问题。